刘若英回应《后来的我们》问题:有心写实无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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昨日现身 回应《后来的我们》的问题

《后来的我们》上映四天票房过了八亿,对于处女作+文艺片这是很高的成绩了,可是刘若英应该没办法开心,因为退票风波而引发的对影片三观,她个人生活的非议甚嚣尘上,越扯越多,越扯越远,上升到对她这个人的评价,有人说《后来的我们》是五月天的歌,连电影名字都用的是五月天的,可见刘若英没有自己的东西。

刘若英:有心写实无意卖惨

除了退票,另一个主要争议集中在宾馆那几场戏。早已分手的林见清和方小晓在飞机上巧遇,由于延误被临时安排在一个宾馆过夜,房间不够,经济舱的小晓只能暂时呆在商务舱的见清房间里,俩人出门聊天,说起了往事,越说越沉浸,手拉着手跑回宾馆,在前台碰到了见清的同事,握在一起的手悄悄松开,然后小晓说:我走了。

刘若英的导演首秀《后来的我们》将其置身于“一半是海水,一半是火焰”的尴尬处境:一边是上映6天,票房就突破10亿元大关,刘若英一举成为最卖座女导演;一边则是从上映首日即爆出“退票事件”,甚至影响到观众对影片的口碑,引发不少恶评。昨日,刘若英与田壮壮亮相某论坛,回应关于影片的热点话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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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“退票事件”

见清这时有妻有子,网友受不了的是他俩有出轨的苗头,虽然什么都没做,但思想上开了小差,是对见清妻子的不忠,所以这是一部三观极其不正的电影。

希望查清真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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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若英并未对此做更多解释,只是在论坛开始以“我该说的都说了,现在希望的就是电影能够回归到电影”便结束了对这一事件的讨论。

三观是简单粗暴的一块砖,哪里需要哪里搬。经常看到类似的话:三观不正,果取关!三观不正,一星!三观不正,拉黑!

4月30日,刘若英工作室曾发表声明,称高度重视4月28日发生的“退票异常事件”,并会积极协助配合相关部门尽早查明真相,使它早日回到更纯粹的电影讨论之中。声明在感谢“电影局的发声”的同时,也透露“刘若英团队自28日迄今持续与片方和发行方进行沟通,强烈希望找出问题所在、查清事实真相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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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电影口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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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要你看,我就喜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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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退票事件影响,《后来的我们》上映后,豆瓣评分一路下滑,从点映期间的7.2分下滑至目前的5.9分,有观众为电影感动,但也有很多吐槽之声,认为影片矫揉造作、无病呻吟,就是一部MV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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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此,刘若英表示看电影是很主观感受的事情,“只要你看,你喜不喜欢我都很高兴。” 对于被质疑,刘若英说,“每一个我相信的角色,都是来自于一个原生的家庭,都有生活背景甚至有生活压力,我努力让这个角色立体化。我当然会有做得不足的地方,所以才会引起这么多的讨论跟质疑。但它是个电影,我觉得被质疑也是好的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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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若英还表示自己并非刻意表现中年人的无奈或者苍白,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,人生经验或者是生活压力,可能在人身上会有影响。“我想我应该已经算是一个够坚持的人了,但是我还是会有妥协的时候,有被生活或者是环境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候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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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影片卖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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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是卖惨,而是写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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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若英否认这一说法,“我觉得我不是卖惨,而是写实。”刘若英说自己是个非常用功的人,因此拍摄这部电影她做了很多调研、看了很多资料和纪录片:“我曾经看到过,在银行上班的人和女朋友在出租屋里面,房子很小很潮湿。但是他每次打开门走出去谈的是几百万的买卖,所以我没有在卖惨。而且我也真的不觉得,送快递或者是去卖房子就是惨,有些人觉得这两个工作很好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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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若英透露,她有一个叫李剑青的北漂朋友,“我做巡回演唱会的时候,常常会让他说故事,所以片中很多场景都是有依据的。当然最重要的是相信,终究我不是一个真正北漂,所以我还是要相信我所看到的、我所听到的,还有相信我的团队。我也不觉得导演是所有事情都要做的。对我而言,我想做很懂戏的导演,我希望很专注在演员表演上。如果我百分百地懂美术摄影,我就应该去做美术和摄影师。我相信他们比我专业,要把这些专业的事情留给他们。”

大家真情实感的为一个电影生气,产生了代入感,代入影片中没有露面的见清妻子,并不是单纯地怜惜她,而是自己产生了怕和不信任,怕遭遇背叛,怕处理不了危机,怕被抛弃,不相信另一半能对自己忠诚,可能因为现在这样的事情太多了。就像经常有人问:演艺圈有没有真正恩爱的夫妻?

关于跨界做导演

说有,不相信;说没有,再也不相信爱情了。爱情是无辜的,任何完美或不完美的个例都不能涵盖整个群体,与其靠别人打强心剂,为什么不去相信自己的判断呢?

一点都不后悔

我助手反对我写三观的话题,她说三观是讨论不清的,所谓三观正,就是你和我意见一致;三观不正,就是你和我意见不一致。

刘若英透露,十年前没有那么盛行明星做导演这件事的时候,就已经有人问她要不要做导演,“可能因为我在现场很喜欢幕后的工作,我会跟编剧沟通,对每个部门我都有好奇心。”

但我觉得,给一部电影打多少分不重要,看不看它也不重要,重要的是人世间不能只有一种声音。三观统一实质是洗脑,教人渐渐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。并不是大家有了很明晰的三观,才会党同伐异,人非常容易受到外界影响,当舆论形成风暴场后,被卷入其中的你很难保持直立,哪边人多劲大,就会不受控制地往哪边倒,这个影响的力量是自己察觉不到的。

刘若英说那时候自己喜欢幕后工作并不是为了做导演,而是为了要做一个好的演员而去了解,“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去做一个导演,也不是因为现在流行才去做导演。而是刚好我现在这个年纪和状态,刚好有一个故事我想用我的方式表达。然后我去问了我周围的这些又专业又好的朋友们,他们愿意跟我一起来做。我很高兴我做了这件事,因为我在这个过程中学会和感受到太多的东西,尤其是爱、大家对我的爱和保护。这超乎了所有的一切。所以做导演这个事情,我一点都不后悔。”

比如说看完《后来的我们》,我和另外三个朋友打了七分或者更高,还议论说没想到比预料中要朴素,完成度不像是处女作,但随着舆论的发酵,就开始回想那时是不是分数打高了?并且不再和人讨论这电影的质量,退票让我们没法把内容和发行割裂开就事论事了。

关于“三观不正”

电影当然有一些毛病,如果退票属实,片方应该受到惩罚。情节比较老套,有些台词过于文艺腔,比方说小晓和见清在车里说的那段“后来的我们会怎样”,不太像一般人说话的措辞。小晓不懂得自己要什么,是个有点作不那么可爱的女孩子,很轻易就放下一段感情。

没想到这点会被质疑

但它也不是全无优点的:田壮壮克制而动人的表演,井柏然有很大进步,完全有别于《失孤》里的他,还有北漂最底层的生活——有评论说这段不真实,计算系毕业生不可能在2010年住在那么破旧的廉租房,我的前同事在2014年为了写稿,卧底过这种隔断房,有窗户的月租八百,邻居有小公司程序员、小白领、市场销售。。。

对于《后来的我们》“三观不正”的批评显然是刘若英最没想到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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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若英说自己跟编剧们创作剧本的时候,什么都想到了,就是没想到会被说“三观不正”:“我觉得我有拍不好的,有不足的地方。比如,可能是因为我没创作好,没有让人代入角色。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真的去看电影。如果你看了电影觉得有问题,我愿意接受批评;如果你还没有看电影而是人云亦云,那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了。希望大家不要为批评而批评。”

可以因为讨厌导演,讨厌演员打低分;可以觉得影片本身有各种问题打低分,但是,不要用三观禁锢表达——我不是在讲《后来的我们》,而是所有文艺作品。如果我们衡量一部作品的第一要素:它和我三观一致不一致?一致就是精品,不一致就是垃圾,这不是另一种暴政吗?有没有绝对的真理,在某些事上或许有,但不应该是:只有我所认同的才是绝对真理。

文/本报记者 肖扬

昨天听说一个朋友正好和刘若英认识,托她说了一下,和刘若英用语音聊了20分钟,她最大的困扰并不是退票这个导火索—— 电影之所以称为工业,就是很多人参与的流水线,她只负责生产,不负责销售——真正令她万万没想到的反而是对三观的讨论,这是创作者该负责的部分,直到上映之前她都没想到这会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。

在剧本初稿里,见清和小晓重逢时都是未婚身份,刘若英想表达的主题是:时过境迁之后,分手的人是不会再复合的,因为那个最相爱最合适的时机已经过去了。现实中男女朋友分手,往往男生很快能够走出来结婚生子,但女生很多要单身很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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